网络何以成为领袖官员的焦虑？

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们，
在网络之前已经拥有自如表达的可能，
网络的出现最多不过是一个表达平台的转移而已。

而在我国，网络成了一个特色的舆论场，
成为显示草根力量的舞台。
这个网络科技的普及，
带来了一个表达的言论权利突然释放的时代！

然而这种网络科技的普遍化，
却使部分当权领袖犯上“网络焦虑”情绪，
一，为边缘感焦虑，通过网络了解民情民意不够；
二，为委屈感焦虑，对网络交流气氛不适应；
三，为危机感焦虑，难以面对“网络问责风暴”。

我想，这三种焦虑总起来看，
就是我们的领袖无法进入或者无法很好地进入，
正在兴起的我国特色的舆论场。

网络是一种技术，
更是技术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。
作为一种新的技术，
虽然它在社会使用上并无门槛，
但构成了对人的一种心理测验，
就像用MP3听歌并无门槛，
但中年以上的人很少使用这种设备。

部分官员领袖很少接触网络，
体现了与“新时代”特性在心理上的疏离，
这应该说是一种代沟，
不只是年龄的代沟，也是文化的代沟。

官员领袖徘徊在网络边缘，
可能还与“体制”因素有关。

官员领袖是体制感最强的一群人，
而任何新兴的东西往往都缺乏体制上的正规性。

网络从一种娱乐或工作的手段，
演变为社会的基础结构之一，
速度比历史上任何基础性建构的成长都要快得多。
网络迅速成长，必然使得特别有体制感、
特别讲正规性的人迅速被边缘化。

事实上，不只是官员领袖，还包括整个社会，
都在面临着网络的冲击。

今天的我国社会，就其体制而言，
并未完成现代转型，
而网络具有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文化的所有特性。
因此，社会体制与网络文化之间的撞击，
在我国显得尤其剧烈。

领袖官员活动在一个“受保护”的环境之中，
这在我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常态。

这个“保护环境”，
表现为领袖官员在一个活动中出场，
往往是一场精心的组织与安排，
使之面对的不是直接的民意，
而是一系列客气的甚至被设计过的寒暄。
而且这种保护机制在社会体制的安排下，
使领袖官员所看到和听到的，
都是被过滤的“净化”信息，
无论他握住一只手，还是看到一张报，
接收和发送的都是合乎制度仪轨的信息。

这样的局面，在网络上被打破了。
网络以电子运动的速度使制度仪轨的安排无从下手，
也以虚拟性所构成的盾牌完成了普通社会成员,
对制度仪轨和官员领袖的敬畏感的切除.

网络，这是普通人的狂欢之所，
平等在虚拟空间里实现了，
官员在网络上不再能够获得人们表演性的尊敬，
而是面对着直截了当的态度和声音。
所谓委屈感焦虑和危机感焦虑，
显示的不过是，
未曾面对直接民意的陡遇之时的不适应而已，
这也可以解释，
为什么网络在我国会产生更大的力量。

某种程度上，官员在网络面前的焦虑，
代表了有待更新的体制对网络的焦虑。

网络使信息管理面对着无限的人群，
而不只是从前有限的几个发声机器，
这个现实，
使得信息过于严格的控制变得困难重重顺应、
抗拒还是游离，是需要直面的问题。

改变自己，还是改变网络，
领袖官员和体制都面临选择。

我的意思不是要唱一曲网络的颂歌，
而且网络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。
但是主流也好，本质也好，
网络使公民的真实意见获得方便的表达机会，
虚应故事与相互做戏因此显得荒唐。

坚持把人重新训回过去的局面，
总体上是不可能的，那样的努力也是无效的，
这不只是愚笨，
还会显出“强制虚伪”的不正当性。
而焦虑除了显示对变化的一种本能的惶然，
就是对新规则的体制性不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