潘永强- 公民社会正在失灵。

2008年是馬來西亞政治轉折的關鍵年份，對長期受到不平等對待的母語教育運動而言，人們原本以為國家威權弱化之後，華教運動長年的訴求或可展露曙光。

因為按照近年來盛行的公民社會理論，一般認為國家與社會形成二元對抗，一旦國家權力被削弱後，必然有助於社會力的抬頭。

自1950年代以來，林連玉先生就是華裔公民社會的先行者與領航人，帶領這股社會集體力量向國家要求正當的權利。然則，令人極其錯愕的是，2008年縱然是我國的重大分水嶺，但在華裔公民社會內部，卻又演變出一場慘烈的華教內戰。

這意味著，國家威權的退化並不必然帶來公民社會的成長和壯大，反而社會內部的分歧卻可能導致國家威權的趁虛而入，例如高教部利用不同勢力的縫隙，而聲言介入新紀元學院風波一事，雖然已被有識的輿論嚴正譴責，卻也說明了「國家與社會二元對抗」的傳統思路，既不真實也充滿誤導。

事實上，誠如政治學家Adam Przeworski所言，「以團結的公民社會來對抗國家，只是一個有用的虛構(useful fiction)」。

由於公民社會本身就涉及不同界別的利益，並非總是處於一致的狀態，所以就衍生出兩點誤解，一是誤把公民社會當成是一個整體，而忽略其中的差異和階層，二是把公民社會看作一片清高的淨土，與「污濁的國家」相對立。

一句話，這種公民社會觀都犯了自由主義幼稚病，以為公民社會只會幹好事，而國家則只會幹壞事。

在現實情況中，國家幹的壞事與髒事固然不少，但公民社會裡頭也不盡然只有好人，或只會幹好事，相反的，躲在崇高的招牌背後偷賣「毒奶粉」的公民社會領導人有之，或者在華教運動內滲進三聚氰胺的權力精英，也向來為數不少。

從最近華教組織內部的腐敗和墮落可見，公民社會顯然不完全就是清高的、可靠的、純潔的，反而充斥火與劍、權與慾。與此同時，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未必一定是二分對抗的，反之，社會內部的分歧有可能導致某一部分社會力量爭取跟國家機關合謀，形成新的壓迫聯盟，以挪用國家威權來試圖夷平有異見的舊日夥伴。

就此而言，我們不只有必需警惕公民社會原來竟有陰暗、涼薄的一面，也被迫正視公民社會失靈的可怕後果，一個失靈後的公民社會，其產生的破壞力不亞於國家的粗暴干預。

就新紀元學院風波而言，國家既是一頭巨獸(leviathan)，但一不小心，民間也可能出現同樣可怕的巨獸。

一直以來，公民社會的理論有部分是建立在「市場失靈」和「國家失靈」兩個基礎上，由於市場和國家都有可能失靈，所以需要公民社會或者第三部門的出現，以在市場和國家以外保障公共的權利。可是，既然市場和國家都有失靈之虞，難道公民社會和非營利組織就不會失靈嗎？

他們就沒有私利和慾望嗎？公民社會的自我治理能力，就肯定會比市場或國家來得優越嗎？過去出於對國家施虐的憂心與疑慮，我們甚少或是不願談及公民社會內部的治理流弊，擔心如此一來將損及公民社會的公信力和可信賴度。

過度包庇和忽視公民社會失靈的危機，不只會嚴重損害到社會制衡國家的元氣，也勢必令公民社會尚存的健康元素和支撐力量，會陷於萬劫不復之地。

新紀元學院風波帶來的較正面效應，就是讓各方有機會省思非營利組織失靈後的破壞力。既然公民社會內部也有敗壞和施暴的因素，那麼如何克服公民社會的失靈，或減少其失靈後的危害性，就應該是當下需要解決的問題。

我們不能因為公民社會有失靈之虞，就懷疑或是捨棄公民社會的功能，正如市場與國家失靈後，並沒有就此受到唾棄一樣，重要的是，必須把問責(accountability)的原則注入到公民社會組織的日常治理之中。過去華教組織獨享了諸多「免於問責」的特權，他們佔據不少社會的資源和信任，也獲取眾多社會的同情和寬容，但是也從中滋生了腐敗和毒瘤，以致時刻祭出「主權」的旗號來規避應有的監督和問責要求。

自1980年代以來，公共管理在全球範圍內日益重視「問責」的重要性，在這股問責的潮流中，民選政府是首當其衝，公私營企業也不能倖免，既然如此，公民社會組織何以得天獨厚，在向國家行使問責權利之餘，自己又千方百計地規避向社會負責？世界潮流浩浩蕩蕩，董總一再逃避問責的好時光總是要結束的，而且諸種事實一再說明，今日的董總早已不是純潔的天使，也不是無瑕的聖女，董總的「主權」來自社會，根本不是董總領導人所能獨佔、排他和不可分割的，自然沒有繼續免於問責的權利。

林連玉先生終其一生頂天立地，他是公民社會的先行者，料想也不忍見到公民社會失靈的各種亂象，紀念林連玉先生的其中一種理想方式，就是建立勇於問責的組織文化。

（转载自2008-12-06马来西亚《东方日报》）